《大庆战歌》：一部纪录片的弯曲阅历（吴晓路 张济顺）

  （作者配偶分别为上海安恒利扩声技能有限公司退休员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级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在父亲天然遗存的相册里，有两张《大庆战歌》摄制组与王进喜及大庆工人的合影。这两张相片拍照于1966年，距今快近一甲子，相片上的人大多已离世，而这相片背面的故事，不只存在于我的回忆中，还有多种史料彼此印证，展示着父辈们与一部主旋律电影的一段根由。

  图1966年，王进喜（二排右三）、张骏祥（二排右二）、天然（二排右一）、孙永平（前排右一）合影

  1965年春，父亲天然地点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承接了一项特别而荣耀的任务，拍照一部大型纪录片《大庆战歌》，由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闻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领衔，与导演天然、副导演孙永平，还有摄影师、制片人等全套人马，赶赴大庆，进行实地拍照。

  海燕厂是上影部属的两个故事片厂之一，也是国内故事片出产的重镇。出品的许多优异故事片广受欢迎，如《林则徐》《聂耳》《李双双》等。1958年曾拍照过不少“艺术性纪录片”，在许多收集先进人物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除了极个别的让原型直接上荧幕外，绝大部分仍是依照故事片的创造办法，编好故事，由电影演员扮演。《大庆战歌》则是依据纪录片的创造要素，现场真人真事的拍照，但又要融入故事片创造的长处，使纪录片具有必定的艺术性。这关于习气拍照故事片的主创者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应战，也是海燕厂第一次承受这样特别的任务。

  这项特别任务的提议者和推动者，是周恩来总理。纪录片《大庆战歌》源自一部五颜六色故事片的创造。1964年下半年，海燕厂酝酿创造一部反映大庆英豪艰苦创业的故事片，以合作正在全国展开的“工业学大庆”运动，片名定为《油田颂》。翌年头，上海市电影局将这部故事片列入海燕厂当年的创造方案，并组成作家魏钢焰，海燕厂编剧王苏江、叶丹，导演张骏祥，大庆油田宣扬部长等五人的创造小组，方案很快就得到中宣部同意，被列入“要点影片”。元旦刚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油田总指挥康世恩先后就剧本创造作出安置，提出要求。1月26日，周总理在与刘白羽等有关部领导谈1965年影片出产问题，张骏祥也参与了。会上，总理特别讲到《油田颂》的创造，他指示说：“首要下去日子、劳作，观摩大庆工人的表演，先拍一些纪录片”，“可优先考虑拍一个粗的、部分的，然后再搞一个细的。纪录片粗一点没关系，只需把大庆的精力和劳作介绍出来”。周总理十分着重要从日子中提炼出“大庆精力”这个主题，以防止流于片面先行。要“调一批人先下去，下去日子，以纪录片为副产品”，“也能够在当地发现人才”。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为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的诞生作了引导，也埋下了伏笔。

  担负总理和部领导的殷殷嘱托，张骏祥一行一抵达大庆油田指挥部地点地萨尔图，就开端造访钻井队、炼油厂、设计院，还有“干打垒”的居民点，广泛触摸工人、干部、工程技能人员以及员工家族，收集到的材料记了一本又一本，仅张骏祥的作业笔记，访谈实录就记满了厚厚三大本。这些取自第一线的鲜活生动的材料，构成一部故事片，现已足矣。可是，故事片剧本的创造很快就停滞了，纪录片替代了原先的故事片创造方案，从先行一步的“副产品”变成了当即上马的主攻产品。

  1965年新年刚过，上海方面依据周总理的目的，提出先拍一部“艺术纪录片”的主意，按市委宣扬部部长杨永直的话说：“一天到晚讲大庆好，但拿不出形象的东西来不行，能搞出一部纪录片，政治含义很大。”他还要求创造组增强决心，“不要过多顾忌补拍问题（非即时现场实录，而是过后复原前史场景补拍），反正是反映实在，这种片子与新闻纪录片不同” 。这儿所说的“这种片子”便是《大庆战歌》选用的“艺术性纪录片”的方式。

  上海的建议很快就得到北京方面的附和。3月初，创造组接连得到康世恩、刘白羽两位副部长的指示。康世恩就故事片、纪录片提出许多想象，对故事片只谈了整体结构及要求，而对纪录片想象很详细，既说明微观主题思维，要反映“大庆从没有到建成，怎么体现了主席思维，走办石油工业所走过的路途”，又谈到分段内容、每段要点与所要体现的精力，辅导得很详细且有可操作性。刘白羽偏重安置详细作业安排及“战前发动”：“清晰不急于搞故事片簿本，先集中力量搞好纪录片”，他叮咛说，这是“总理一再着重的深入日子的一种办法”。刘白羽还给创造组定了一个时刻表：“故事片本年根本定稿；纪录片本年开拍，下一年春天完结”，并立下“军令状”：“必定要成功，路子是艰苦的，但困难总能够战胜的。要有决心，两年三年，仗打欠好不下来”。刘白羽重申杨永直关于答应“补拍”的定见，他说，“战役纪录片都是重（补）拍的”，“不考虑关于新闻纪录片不许重（补）拍的规则”。

  至此，周总理极为注重的深入日子，先拍纪录片的指示得到了履行，原先的故事片《石油颂》剧本创造组扩大为《大庆战歌》摄制组，一部复原“石油大会战”前史场景的“艺术性纪录片”扬鞭跃马，挥师出征了。

  作为《大庆战歌》的现场履行导演，父亲天然随摄制组抵达大庆的时分，那里仍是冰雪未融的早春时节。在春寒料峭的日子，摄制组目击“铁人”王进喜和工人们依照电影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再现当年石油大会战的情形，他们的心里被震动了。这些拍故事片的行家里手，一边听工人们叙述当年的真人真事，一边编写纪录片脚本，边学边拍。那些本来不是故事片的体裁，经工人们和电影人的一起创造，呈现在荧幕上，既实在可信，又感人至深。

  与王进喜初碰头时的情形，父亲在20多年后还回忆犹新：“王进喜很朴素，很朴素，很直爽，毫无粉饰。平常穿的衣服上都是泥浆，咱们叫他‘铁人’，他也不太乐意，说，‘我不姓铁’。第一次碰头，正午吃饭的时分拿出许多馒头，有的掉地下，他人不敢吃，王进喜拿起一个这样的馒头就吃了。”

  摄制组所见所闻，有许多“铁人”的故事。最感动人心的是王进喜带头跳入泥浆池去拌和泥浆的故事，在短少拌和机的艰苦条件下，这些石油工人用血肉之躯，为钻井送上必要的泥浆，确保机器正常运作，为的是提前见到“黑金”喷涌。“拌和泥浆”的局面成为《大庆战歌》的经典镜头，也是“铁人”王进喜留下的“绝唱”。

  在大庆拍片的日子，无论是钻井工人，仍是员工家族，他们用身边事、平常心展示的家国情怀，让摄制组简直天天都会有收成。走到哪儿，都有值得摄入镜头的一点一滴亮光的故事。比方，在被服厂，他们看到每一件作业服都打满补丁，平坦消毒后发放给工人接着运用。在国家经济遭受严重困难时期，这个厂为国家节省了棉布90万尺，棉花30万斤。镜头面前的被服厂女工“演”着自己日常的作业，天然又自傲。正如父亲所说：“他们的故事也不是什么悲欢离合，但便是那么一点一滴，就很能够让咱们讴歌。咱们在大庆一年多，作业是很辛苦，可是对我个人来讲，学习了不少东西，大庆精力对往后拍故事片也有很大协助。”

  每逢回忆起在铁人身边的日子，父亲总是十分慨叹地说：“当年石油大会战的情形，只能用‘惊天地，泣鬼神’这样的词语来描述，那不亚于一场剧烈的战役。”

  《大庆战歌》开拍的时分，文艺界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别时刻。继北影厂的《早春二月》和海燕厂的《北方地区江南》两部影片在全国范围内被批评，又一大批电影被列入其间。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和陈荒煤被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电影界展开以肃清“夏陈路途”为召唤的批评运动，气势越来越猛。作为中国电影发祥之地和左翼电影的重镇，上影天然也成为运动的“重灾区”。身为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又是老电影人的张骏祥，很难逃过。父亲虽是1941年参与新四军的“老革命”，但在进上影后不久，就被安排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师从苏联闻名导演伊凡诺夫，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学院派导演”。在中苏关系交恶、反修调门日益嘹亮的环境中，这样的经历也有挨批之虞。能够说，《大庆战歌》的拍照，伴随着文艺界大批评的不断升温，在重压之下困难前行。

  还在1965年3月初刘白羽副部长的发动讲话中，就提出要传达夏衍、陈荒煤的查看，结合批“夏陈路途”，要改动创造的“老路子”，闯出一条“专业、业余、大众”“三结合”的创造路途。

  《大庆战歌》开拍后，在面临初度测验拍照纪录片种种困难的一起，还不断地在内部展开思维比武，把“故事片创造思维”视为阻止“三结合”创造路途的“旧认识”，不时检讨批评；还有人再度提出“导演中心论是阶级斗争的体现”，要高度警觉。

  进入1966年后，摄制组不断接到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指示，一面是日益急迫的完结任务的指令，不能一点点延宕；一面是要紧跟大批评的节奏，不能落后半步。如此的双面反击，对摄制组形成的压力，既有来自作业的，更有来自政治的。

  在日趋严重的政治环境中，张骏祥本来是领衔导演，理应是摄制组的负责人，但安排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利，致使作业很不随手，很被迫。他总算按捺不住，在3月12日的党员安排日子会上，吐露了心里话：“个人有些苦恼，一是影片质量不抱负；二是剧本不能说服人；三是有些会是不行少的，但我一说要开会，如同就不应。我也不知道我能招集哪些会，不能招集哪些会。‘镜头会’是否我掌管，我也不知道。我从未自己招集过会，都是经过徐进（支部书记），但如同定见许多。怎么办？”

  到5月中旬，“文革”大幕正式摆开，摄制组也进入最终的冲刺阶段。上海市电影局和海燕厂不断传来有关运动开展的音讯，要求摄制组写大字报，揭露批评文艺黑线在厂和局里的“代理人”。摄制组有必要呼应，就地写了许多大字报，贴满了他们的会议室，还贴到了走廊上。各种学习会也充溢火药味，针对张骏祥与天然的定见最多，“帽子”满天飞。这时的张骏祥作业笔记，除了记载上级传达的会议精力和各方面临样片的定见外，开端大段地草拟“自我检讨”的发言稿。

  虽然在如此的重压下，张骏吉祥全摄制组依然据守责任，不忘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身交办的任务，深知宣扬大庆精力是电影作业者义无反顾的任务。他们担负压力，迎着困难，在大庆油田党工委和工人们的支持下，总算在7月封镜，8月赴北京送审。

  1966年9月21日晚上，石油工业部康世恩副部长、文化部赵辛初副部长伴随周总理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陶铸审看《大庆战歌》。那天晚上，连着放了几部电影供领导审看，到午夜11点才轮到放映《大庆战歌》，周总理、陶铸一向看完，并当场发表定见。领导们整体是满足的，必定这是部好片子，很感人。主体问题是片子太长，解说词太多，要大大删减。周总理说，“要删减百分之四十”，去掉“”声讨黑帮的局面，大字报的镜头也不用许多，体现72家大庆式企业的阶段也要删去，但“删减之后还得杰出按思维办企业”。总理的定见得到部长们共同附和，都以为“不用定要体现‘’”，影片截止到1965年止。

  依照周总理和部长们确认的时刻，《大庆战歌》在国庆前后修正好公映。但“文革”局势的开展没有给这一部优异的电影留有任何一点修正的时刻和空间。摄制组一回到电影厂，马上被卷进大骚动的漩涡中，情不自禁。而审看电影那天，、在看完前两部电影之后，到放映《大庆战歌》前离席。虽然无法考证是否故意为之，但只需没有他们的过目，任何一部电影都无法登上其时的荧幕。就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被打入冷宫，在中国电影材料馆里，了无声气。

  1977年，“雪藏”11年的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总算与全国观众碰头，当年摄制组和大庆工人们的辛劳与汗水毕竟没有付之东流。《大庆战歌》纪录了一段前史，反映了一个年代，它渐渐的变成了后人了解新中国工业化路途和工人阶级斗争进程的宝贵印象材料，而它背面的故事，也让咱们重温父辈们书写新中国电影史的无比艰苦、崎岖与无上荣耀。